1949年11月中旬，正值毛主席即将启程访苏的重要时刻。尽管安保工作早已周密部署，却突发意外——中央军委某部截获一封敌方电报，经过破译发现，敌人企图在毛主席访苏途中实施暗杀，代号“0409”的特务正是关键人物。

“0409”只是敌特的代号，无法直接揭示其真实身份。但鉴于此人负责刺杀毛主席的任务，显然身份非同小可。如果不能尽快揪出此人，毛主席的安全将始终面临巨大威胁。

不过，毛主席早年在延安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面对敌人的暗杀威胁，他依然镇定自若，从未动摇。这一次，面对“0409”的威胁，毛主席也毫不畏惧，决定按计划前往苏联访问。但他临行前特意向公安部下达命令，必须在他访苏归国之前，彻底铲除代号“0409”的敌特。

此案因其严重性，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挂帅督办，调查研究处处长李广祥和调查研究科科长曹纯之等骨干成员均参与其中。然而，侦查进展异常艰难，因为掌握的信息极为有限。

已知的只有三点：第一，敌特代号为“0409”；第二，电报中提及一名与敌方接头者“计小姐”，显然是化名；第三，电报里提到了“汇款”，但汇款的具体双方及地点却全无头绪，查明真相犹如大海捞针。

尽管困难重重，专案组决心侦破此案，从这三条线索入手。起初，大家从代号“0409”分析，认为这四个数字很可能暗含某种密码，比如象征“郭、国、顾、巩”四个常见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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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猜测需要验证，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涉及这几个姓氏的人数庞大，全面排查既耗费大量人力又耗时。专案组只能一边关注这几个姓氏的动向，一边开展其他线索的平行调查。

至于“计小姐”这一线索，现阶段意义有限。这个化名真假难辨，即便属实，摸排所有姓计的女性同样费时费力。因此，专案组决定把重点放在“汇款”线索上。敌特进行暗杀行动必然需要资金支持，而特务活动离不开资金，没有足够经费，行动难以展开。

专案组遂对北京地区所有银行、邮局及钱庄等金融机构展开细致排查。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经过全面搜查，并未发现任何可疑汇款。难道调查方向出现偏差？

调查陷入瓶颈，专案组面临重大困境。继续深入调查或许毫无进展，但线索又少得可怜，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做出正确决策成为关键。

关键时刻，杨奇清果断决定扩大调查范围，指示曹纯之等人将汇款排查延伸到北京以外城市。杨奇清推测，敌人可能早已察觉北京的汇款受到监控，故意选择在其他城市操作。考虑到特务潜伏北京，离京不远的天津成为最佳调查目标。

果然，按照杨奇清的判断，天津大额汇款的排查很快有了突破。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笔从香港金城银行汇至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可疑汇款，钱款已被人取走，取款人名为计爱琳。

确认这一线索后，专案组迅速扩大追查范围，又在中国银行发现一笔由计爱琳存入的款项。此举表明，资金转至北京后立即被计爱琳提取，并再次存入银行，异常举动引起了专案组高度警觉。她的住所迅速被锁定，位于北京市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

调查显示，沈宅内共有三户人家。其中一户为沈姓商人沈德乾及其妻计致玫，此外还有妻子的妹妹计采楠和侄女计雪玲同住。

此情报令专案组震动，怀疑潜伏的“计小姐”可能就是这三名计姓女性中的一人。结合已有线索，先后出现计爱琳及三名计姓女子，计爱琳极有可能隐藏在她们之中。

按年龄判断，15岁的计雪玲首先被排除，计致玫年事较高，最终锁定29岁的计采楠。为避免暴露，专案组一方面严密监控计采楠，一方面秘密调查。很快，证据显示计采楠即为“计爱琳”，同时也是敌特电报中提及的“计小姐”。

理由很简单，调查发现其所在公司财务异常，那笔资金根本非商品交易款。更重要的是，户籍调查揭露计采楠有一弟计兆祥。这个名字令专案组警觉，因为早在北平解放时，我军曾掌握一份敌特名单，计兆祥名列其中，却未归案。

计兆祥重新浮现视线，曹纯之立即带队暗访。计兆祥非常狡猾，改名为计旭。为确保身份无误，曹纯之还带着知情者进行了暗中确认。

随着毛主席回国日期日益临近，杨奇清将安保重任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继续推进调查工作，重点确认计兆祥是否真为“0409”特务。调查发现，计兆祥多次搬家时间与敌特潜伏电台转移时间高度吻合，且敌方保密局通过另一渠道向其输送黄金的情报也被证实。

鉴于事实确凿，李克农果断决定收网，铲除这一重大威胁。

1950年6月2日，计兆祥经审判后被判处死刑。此人暗中发报215次，给我军造成巨大损失。当日执行枪决，其他同伙也均受到法律严惩。

发布于：天津市